
(来源:辽宁日报)外盘开户配资
转自:辽宁日报
圉簋
青铜鸭形尊
饕餮纹甗
青铜簋
兽首环耳罍
制表 董昌秋
省博物馆展出的喀左北洞窖藏考古发掘现场场景模型。
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
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,坐落在大凌河北岸的一处山冈上。站在遗址前,喀左博物馆副馆长侯申光时常陷入沉思——若论形胜之地,这里应该算得上一处:大凌河自西南向东北奔流,在山前分成两支,山冈南面正对的是开阔的大凌河谷地,居高临下,可俯视四野;若有大型活动,又便于四方知晓。向西南眺望,大凌河东岸山峦间,一座小山孤然而立,名为孤山。1973年,孤山西侧的台地上,发现了两个青铜时代窖藏——北洞1号和北洞2号遗址,共出土12件大型青铜器。
不止于此。大凌河两岸,20世纪以来陆续发现多处青铜窖藏,让人们的视线跨越3000年时光,重新凝聚在这片土地。青铜时代的中华大地,农耕文化与北方畜牧文化均已获得长足发展。穿越燕山山脉的河流,成为两种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通道。而大凌河,正是沟通燕山南北的关键廊道,沿岸发现的青铜窖藏,宛如一座座路标,成为那段历史的鲜活见证。
小城惊世
“看见啦,里面有个‘鱼’!”
辽宁省博物馆“古代辽宁”展上,一群观众围着一件青铜鱼尊,弯腰、侧头,反复调整着视线角度。透过底座上那个十字镂空的小孔,有人终于捕捉到了秘密:一条刻在内壁上的“鱼”字。人群中,惊叹声此起彼伏。
这件自带“捉迷藏”属性的青铜器,出土于辽西喀左。3000年前的工匠,把铭文藏在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馆员温科学说:“馆里常设展览‘古代辽宁’中,‘华风北渐 商鼎周彝’单元特别受欢迎。你仔细数数,30多件商周青铜礼器,绝大多数都来自辽西,来自喀左。”
一座辽西小城,为何撑得起一个独立展览单元?答案,埋在大凌河两岸的泥土里。
辽西地区,尤其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大凌河沿岸的丘陵地带,20世纪屡有商至西周早期大型青铜礼器出土。1941年,喀左小城子洞上村咕噜沟,一件大铜鼎破土而出。重75公斤,半米多高,满身铭文。当时的报纸称其“满盘铭文”。那是辽宁已知出土最早、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器之一。然而,这件国宝被日伪搜得,先运至当地展出,后送奉天(沈阳)。此后,下落成谜。
1955年5月,平房子镇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小转子山,发现16件青铜器。鼎、甗、簋、盂、卣、壶、罍、尊、盘……其中6件带着铭文,包括匽侯盂、鱼父癸簋、蔡簋、史戍卣、義作父庚卣及鱼罍。专家们发现,周围只有生活遗址,没有墓葬。这是一处窖藏。
1973年,大凌河东岸,平房子镇北洞村南的孤山西北角台地上,发现两座相邻的窖藏坑。第一座坑埋藏着6件青铜器,其中一件壘的颈部内壁,刻着6个字——“父丁孤竹亚微”。第二座坑也出土6件,方鼎、簋、罍、带嘴钵形器……种类各异,各有姿态。
1974年冬天,又是喀左,山湾子村再发现一处窖藏,22件青铜器,15件带着铭文。其中一件“伯矩”甗,它的主人“伯矩”,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伯矩器,竟来自同一家族甚至同一个人。伯矩曾接受燕侯赏赐,是喀左地区窖藏青铜器与燕侯有关的又一实证。
1979年,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黄土台地上,一件高达86厘米的大鼎现身。形制古朴,浑身无地纹衬托,是典型的商代早期风格。它是辽西迄今出土的时代最早、个头最大的青铜鼎。更令人惊奇的是,伴随它出土的,还有铃首匙、内底悬铃的方座簋等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铜器。
重器夺目
在省博物馆“青铜时代”展区,一个身披“沈阳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”绶带的小男孩面对渐渐聚拢的观众,认真地讲起来:“这是方鼎。这个字,百度都查不出读音——上面两个‘耳’,下面一个‘又’,有阿姨说应该读‘聂’……”他叫刘十安,来自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一校,他讲解的这件方鼎,出土于喀左北洞2号窖藏。通高52厘米,重31公斤,腹内长壁铸有24字铭文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把它编号为2702。有学者将其解读为“聂”,是商周之际的一个方国名。铭文记载了“戈丮”赏给器主“贝”二百朋——在那个时代,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。鼎的内底,还铸有“亚侯”徽号。
被誉为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卷体夔纹蟠龙盖罍,同样出自北洞2号窖藏。这件青铜罍由罍身和上盖两部分组成,古代工匠在盖上精心铸造了一条“蟠龙”。龙似随时跃起,正对龙胸腹处,刻着几只蝉,因此被形象地称为“一条吃蝉的龙”。目前,造型相似的蟠龙盖罍在我国仅发现4件,均为西周早期铸造,分别出土于辽宁喀左、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及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,器形纹饰高度相似,推测均为周人所造,实证商周青铜文化已覆盖中华大地,南北文化交流频繁。
正在展出的“圉”簋,同样让人挪不开眼。
它的耳部,除了上端常见的牺首,还在耳身铸出虎噬猪的形象,虎与猪以圆雕与平雕相结合的手法铸成,形象写实,姿态生动。窄小的耳部使用三种动物题材,上下依附,艺术设计独具匠心,堪称中原商周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典范。
簋的内底,铸有14字铭文,意思是:圉曾参加周王在成周举行的典礼,并受到了赏赐。而这铭文,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器完全相同——应来自同一族或同一人。
这意味着什么?这是喀左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,唯一一件既与燕侯有关又与周王室直接相关的器物。它也是辽西出土的青铜器中,唯一一件记载了周王与王都的珍宝。
寻踪古道
“关于辽西出土青铜器的研究,也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断更新中,越走越深。”温科学说。
商周大型青铜礼器在辽西出土后,考古学家们最先做的,是器物学层面的“认亲”。考古学家陈梦家在《西周铜器断代》中率先点明:喀左铜器群与西周姬燕之间,有斩不断的联系。他认为,包括喀左在内的凌源、朝阳一带,在西周初期,当是燕人的重镇之一。这一判断,让喀左窖藏中“孤竹”“匽侯”等铭文,瞬间成了研究焦点。
随后,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,把这批神秘铜器与当地同时期考古文化牵上了线。1979年,考古人员在喀左兴隆庄镇清理发掘了和尚沟墓地,出土的铜壶、铜卣形制、纹饰及铭文均为商末周初中原地区常见,与大小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中的容器多有共性。这一发现将孤立窖藏与青铜时代魏营子文化联系起来,将研究推向深入。
思考,并未止步。行为考古学的引入,又打开了一扇新窗。按照此学说的观点,任何考古遗存,都是多环节、多步骤“过程”的产物。从物质的生产、流通、使用,到埋藏,再到被发现和阐释——每一个环节,都有人类活动与自然力的参与。就喀左铜器群而言,影响“窖藏”面貌的行为,至少包括生产、流通、使用和埋藏四个环节。而以往的研究,往往只抓住其中一环。
那么,喀左青铜窖藏为何集中在大凌河一带?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,从20世纪80年代初编写《东北古代交通》时,便开始关注并实地考察辽西的“大凌河古道”。除了铜器窖藏点,他还逐一调查了建昌东大杖子、喀左黄道营子、凌源安杖子等遗址和古城址。他发现,这些窖藏与相邻的遗址、城址,全都坐落在大凌河上游的古道上。
这显然是一条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,一直延续到战国、两汉时期的交通干道。
王绵厚分析认为,战国后期燕王喜败走辽西,无论他取道古“卢龙塞”北行,还是经凌源南的渗津河谷古道东北行,最终都要穿过今喀左青铜器窖藏的分布区。窖藏的分布,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,为“燕王喜败逃辽西埋藏”的说法,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。
交融见证
“我们注意到一个怪事。”喀左博物馆副馆长侯申光说,“青铜窖藏附近都发现了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址,可偏偏这些遗址里,没出过一件大型青铜器。”遗址与重器近在咫尺,却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。从大凌河到西辽河流域,青铜窖藏星星点点。这背后,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?
郭大顺把目光投向了北洞。那两座窖藏坑,在孤山脚下,一左一右,主次分明——不像是仓促的埋藏,更像是精心安排的祭祀。远在赤峰,牌楼商代铜器窖藏坑也正对着大山,格局与北洞如出一辙。然而,祭祀的具体内容,至今找不到可比的考古材料。
谜底,或许藏得更深。
20世纪80年代,牛河梁遗址群发现后,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注意到,牛河梁遗址与窖藏铜器坑相距仅几十公里,窖藏坑又恰在遗址南部密集分布。他提出:“这里的坛、庙、冢和窖藏坑,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?远在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,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,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,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、燎、禘等祭祀活动?”
如果真是这样,那些青铜重器便不只是窖藏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庆淼,则做了一次细致的“族名排查”。他系统梳理了喀左青铜窖藏出土的近30件带铭文的青铜器,从中筛选出19种金文族名。结果耐人寻味:其中6种,是燕辽两地共有的;另外13种,则各有来路——既有辽西土生土长的族名,也有从中原其他地区远道而来的名字。
他把这张“族名地图”,放回了商末周初的大历史中。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。兴起于西土的周人,历经克商、东征和推行封建等一系列举措,势力持续东扩。周人涌入新占领地区,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“横向”洪流。而原本居住在东方的商系族群和东夷集团,在周人的持续挤压下,被迫迁徙:一路北上,播散到燕辽大地;一路南下,徙居江淮流域。这是一条南北分流的“纵向”轨迹。
横与纵,在这片土地上激烈交汇。
赵庆淼认为,这种族群迁徙的“横”“纵”格局,不仅打破了传统的“夷夏东西”观念,更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融合,加速了族群与地缘格局的重组。黄河下游与燕辽、江淮,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纽带紧紧连在一起,政治联动日益密切,文化交流频繁往来——不同地理空间由此共同构成了西周国家的重要单元,也为中原王朝重建“天下”秩序、走向更大的一统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辽西商周青铜窖藏的发现外盘开户配资,像一束光,照亮了东北青铜文明研究的空白。它推动学术界重新审视东北古代文明的分量。一件件确凿的考古实物,实证了辽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中的关键地位,也记录了东北大地与中原血脉相连、文化共生的悠久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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